《水文剽窃案》追思

　　看了史伏初所写关于 “作为右派, 我贡献了一位二级教授 ” 的文章(详见新世纪新闻网 www.newcenturynews.com 2007.4), 心里很不是滋味。文中涉及的问题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史伏初可能也不一定认得我, 可我对他和他提及的人和事直接或间接的了解一些, 有的皮毛, 有的略知一二。
　　一个无辜者深陷 “右派” 冤案达二十二年之久, 这是件很悲哀的事, 也非常值得同情。叫人不由自主的回想起五十年前那一幕。1957年是极端不平静的一年, 这一年我作为留苏研究生去华东水利学院水文系进修, 反右开始, 我被组织派到史伏初所在的水文58级和60级, 配合学生党支部参加 “反右”斗争。结识了两个年级的学生党员程治斌、王厥谋、陈国祥、程天文、黄家景等人, 同他们一道研究有关问题, 积极投入了那场战斗。史伏初当时被圈定为全校第一号整肃对象, 重点对他鸣放中提出的 “肃反成绩等于零” 等言论进行批判。全校大会上, 史伏初开始据理相争, 在捍卫个人尊严上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但党员和大部分师生在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为什么?”的指引下, 特别在党组织要求站稳立场的急风暴雨中, 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内容, 对史伏初进行接二连三的声讨, 没有他说话的份儿, 当时认为对右派还需要什么客气呢? 列宁的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那句名言激励着师生的斗志, 一发而不可收。 至于以后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悲剧使我们始料不及, 到了开除、劳动、坐牢、劳改极为可怕的地步, 这一切我们亲身目睹过,也觉得太过分,太无情了。 在后来的“反右倾” 、“四清”、“文化大革命”一系列运动中, 极左泛滥, 受到牵连的人越来越多, 回过头对“反右”的实质和危害才顿然领悟, 我相信史伏初文中所述的境遇并不夸张, 只是更典型些, 更严重些。这段往事已成为过去, 历史已经还他清白, 使我们感到愧疚的同时也得到一丝安慰。
　　关于文中提到的几个人我应该比较熟悉。苏共二十大后因中苏关系破裂,我未能出国去苏联读研, 被留在华东水院(即现在的河海大学)水文系工程水文教研组担任助教, 兼任水文系教师党支部委员和全系教师政治学习负责人, 而支部书记和教研组主任就是张海伦。赵人俊原为华东水院教务部门负责人, 又是学校党委常委, 红极一时, 因1957年鸣放时嘴巴不牢, 虽未划为右派, 却丢掉全部官位, 回到水文系水文预报教研组担任讲师, 政治上受到不公平待遇, 情绪十分低落。在那时他还能被党组织指定去监督史伏初, 要史好好改造, 我从来未有所闻, 还是最近从史伏初文章中得知, 总觉得太过突然。赵人俊和我同在一个党支部, 有过一些接触, 他为人谦和,随便, 思路敏捷, 头脑清楚,他很喜欢和我谈天说地, 有时也谈谈水文业务方面的问题, 例如苏联提出的相应水位、总入流、土壤入滲、产流、汇流等。他虽长我十多岁, 又是讲师, 却从不摆架子, 更不强词夺理, 盛气凌人。他口才不错, 会上发言积极主动, 不象政治上受过打击的人。 据学生反映, 他讲课生动, 有条理, 很有吸引力。记得1961年左右赵人俊在水文系介绍了基于马斯京根的新汇流方法, 觉得很有创意, 但同时对他解决汇流系数的思路不解, 于是我约他在第二天谈谈。面谈中我提出对于n个河段, 采用n个联立方程求解, 当n很大时, 很难求解汇流系数, 即便得出计算误差也很大 赵人俊十分同意我的看法, 因为那时电脑尚未在我国使用, 单靠算盘和计算尺相当费时费力, 赵认为n超过5计算起来就很麻烦, 而且误差很大 。我以受到谢尔曼单位线启发为例, 在使用雨洪资料推求单位线时采用线性逐一求解方法, 在利用单位线推求雨洪流量过程时采用线性叠加的方法, 由此可见, 采用这一思路,将时间线性叠加变为空间线性叠加, 从n = 1开始,逐步扩展到n = 2、3、4、5、6……,也许多少能够避开上述麻烦。赵人俊听过后, 表示这或许是个好办法。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并没有去尝试。又过了十年(即1971年), 我早已离开华东水院去长江水利委员会工作, 一次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查到一本苏联数学著作, 受到启发, 茅塞顿开, 通过分析论证发现当时的一些汇流方法, 包括在我国经常使用的谢尔曼单位线、纳希汇流模型、马斯京根汇流模型、长办汇流模型、华水汇流模型以及皮尔逊3型曲线均属于不完全伽玛函数, 即同属于一种模型, 相容相包, 例如纳希汇流模型就是马斯京根汇流模型在X=0时的特例。于是我借助手摇机械式计算机得出长办汇流模型n为非整数的汇流系数表, 1975年根据我提供的数学方法, 长江委袁宏任在DJS-6电子计算机上得出长办汇流模型与华水汇流模型的非整数的汇流系数表。1979年又推导出各种汇流模型参数转换公式(详见我的<<水文科研论文集>>61页) 。1980年我去南京出差, 专门约赵人俊在教研组谈了一次, 把我的上述成果告诉他, 他说他看到了1979年广东水文总站刊印我的一篇论文, 称赞我把各种汇流模型联系起来, 很受启发, 又称赞我利用二项式定理推导出长办汇流曲线公式, 独辟溪径, 但对我推荐的滞后汇流模型不以为然。 我告诉他经汉江试算,使用这种模型明显提高了精度, 对此他不置可否, 既未反对,也未表示赞同。通过我和赵人俊的一些接触, 我一直认为他是位忠厚长者, 为人平和, 诚恳, 率直, 很容易接近, 很容易交流, 对别人观点支持多于反对, 鼓励多于挑剔, 看不出他有任何嫉妒心理表现, 却也对一些他认为不妥的问题坚持己见, 表现得还很固执。像这样一个人, 在史伏初的文中竟是个剽窃别人成果的文抄公, 使我感到十分震惊, 感到茫然和迷惑。因为赵人俊发迹的确开始于他的汇流曲线和蓄满产流以及逐渐系统化的“中国湿润地区洪水预报方法”以及“流域水文模拟——新安江模型”, 不仅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水文预报培训班主讲, 而且从讲师一路飙升为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硕导、博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实际上成为我国水文预报头号权威, 水文教育和科研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真的是一个科研 “盗贼”吗? 还是无辜者, 我无法肯定。而史伏初揭露的内容是否属实, 我也无法回答。目前此案仍是扑朔迷离, 疑豆丛生, 但我想对史伏初文中一些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供正反双方参考。

1. 
   在科研弊端中“剽窃”是最为严重的一种表现, 更不用说全部抄袭。要想判断史伏初所说是真是假, 参照法律上 “谁控告谁举证”的原则, 史伏初应该把他的相关成果拿出来, 公布于众, 和赵人俊成果比较一下, 便会真相大白。据史文所讲, 1957年秋史伏初写出三篇科技论文交赵人俊. 被赵照抄, 史去索要时被婉拒。在后来六年中写出的五篇科技论文又遭遇同样的命运。这就是说, 史伏初手里已经没有任何证据, 又何以证明赵人俊抄袭了他的成果?
2. 搞科研的人对他所写的论文不可能一挥而就, 需反复补充修改,最后抄正。史伏初手里为什么没有底稿,? 如果开始的三篇论文为处女作, 没有经验, 底稿丢失, 那么, 经过第一次成果被扣的教训, 为什么不把底稿保存好?
3. 史伏初文中谈到有不少人同情他, 为他打抱不平, 而这些人凭什么相信了史伏初的揭发, 史伏初是否可以进一步提供更多更有力的旁证资料。
4. 史伏初文中谈到华东水院改正办张主任告诉他，“……..赵人俊向领导承认自己的成果来自你的论文，为此向党委写过五次检查，……”云云。人们很想知道赵人俊在几乎死无对证情况下, 出于什么原因承认他的成果来自史伏初的论文? 而且 “来源”一词, 有多种理解, 诸如抄袭, 参考, 启发, 部分引用等等。赵人俊倒底向领导承认了什么, 改正办张主任是关键证人, 应让那个张主任出来作证, 一切就大白于天下了。
5. 史伏初文中谈到华士乾及水文系党总支书记共同来溧阳天目湖找他，动员他公开 揭发赵人俊, 这一点我很相信。因为水文系党总支书记李某老婆是原总支书记寒某 的情妇, 据说赵人俊为此和别人说三道四, 引起李某不满, 后来又听说李某老婆和赵人俊纠缠不清, 可能借此报一箭之仇吧!. 而华士乾五十年代和赵人俊关系还不错, 后 来两人因业务见解不对, 也有人说赵当上水文系主任, 华士乾当上水文研究所所长后, 为了争夺 全 国水文预报一号权威, 水火不相容, 以至导致 “兵戎相见”也是很有可能 的事。但这不能成为赵人俊成果来自史伏初的证据。除非华士乾等人也掌握了赵人 俊的若干劣迹, 曾和史伏初透露过, 史不妨详细举证, 使真相露出水面, 这是人们最 关 心的事情。

　　如今, 赵人俊先生早已乘鹤西去, 远离尘世, 和我们天人永别。关于他的事情变成了只有 “原告”没有“被告”的无头官司。面对如此尘封已久的历史旧帐, 不宜采用急风暴雨式的讨伐, 还是宽容一些为好。如果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也要心平气和, 就事论事, 不必将人置于死地。当年把“右派”一棍子打死不对, 现在把“权威”一棍子打死也不妥, 我们万勿重复历史性错误。史伏初先生撰文标题毫不含糊的指出, 赵人俊完全靠他的成果出名, 是他培养出一个有名的赵人俊。对此我无任何证据证明是与否, 但从逻辑推理分析, 教授出名不能单单依靠他的科研成果, 还要依靠他的教学和技术推广带来的影响以及所作的贡献, 不能以偏概全。这一点也望史伏初先生三思。